《蕃薯浇米》：不动声色的悲悯和深情

     

   电影片名“蕃薯浇米”，其实就是“地瓜稀饭”在闽南话里的说法。导演叶谦选择这个片名，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告诉了观众：这是一部带有浓厚闽南风味的电影，同时或许也有用家常食物表达闽南生活质朴情感的因素在内。这样的闽南风味，最直接的体现之处，在于影片的对白相当罕见地采用了闽南话（泉州腔），并不乏“多食虫，会做人”、“好种不长、歹种不断”这样鲜活的闽南民间俗语；就连这部电影的几首插曲也都采用闽南话演唱。究其原因，就像其他一些国产影片一样，《蕃薯浇米》采用方言对白同样旨在使人物性格和精神状态的塑造更加丰满和真实，并烘托出影片朴实淳厚的生活质感。

　　可以说，电影《蕃薯浇米》，尤其是其前半部分，有着“没有剧情的剧情”。全片围绕着寡妇林秀妹（归亚蕾 饰）的生活琐事，将福建南部农村的世相百态原汁原味地搬上了银幕。这种“生活化的真实”，虽然在视觉上不能给人带来奇观性，却因为着手于日常反而给观众带来逼真感，再现生活的本真韵味。

　　除了时刻在提醒电影观众故事场景的闽南话对白之外，《蕃薯浇米》的闽南元素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片中以林秀妹为代表的年长女性角色就普遍如同现实中的泉州“惠安女”一样，戴有各色头巾，捂住双颊下颌。头巾向两侧展延，后呈三角形以通风透气，还能防风防晒和护发，据说在冬天更有御寒作用。

同样给观众留下印象的还有影片所呈现的闽南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蕃薯浇米》安排了一个林秀妹观看地方戏曲（歌仔戏）“陈三五娘”桥段。这是一个广泛流传于闽南地区的美丽传说，泉州书生“陈三”随兄嫂广南赴任，路经潮州，邂逅黄九郎之女黄五娘，一见钟情，决意求婚，几经曲折，终成眷属。它始于历史故事，后来演化为戏曲，戏曲故事又使这个民间传说更富有传奇色彩与知名度。顺便提一句，有专家考证，史上第一部闽南话电影正是拍摄于1934年的《陈三五娘》。


片中的林秀妹一度患上了“腰缠蛇”（带状疱疹），中西医治疗无果之后居然请来了“土元师”，也就是江湖道士前来“作法”，在病患处用毛笔画上了某种符号。随后林秀妹似乎不治而愈。虽然这一情节安排颇有“封建迷信”的嫌疑，但或许也是传统宗教在闽南农村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印证。不但丧事必有道士到场，连普通人有事情不能决定，也会选择在神明面前抽签。比如，当林秀妹犹豫是否要将自己的孙子从外婆家领回抚养时，却抽签得到了“渡水无船”的卜辞，心知无可强求便放弃了这一念头。当然，在闽南社会诸多神明中不会缺少大名鼎鼎的“妈祖”娘娘的位置。因此，不但片中台词中有类似“妈祖是本领最大的神明”这样的说法；在影片接近尾声时，还出现了“妈祖”出巡的盛大场景……

与乡村一起老去

　　尽管《蕃薯浇米》故事场景的闽南背景几乎一眼可辨，但作为主角的林秀妹这一形象，却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福建南部地域的局限，成为老一辈中国农村妇女的一个缩影——归亚蕾的演技同样为此增色不少。虽然年过花甲，林秀妹依然辛勤干活，以至于引起邻人羡慕她的儿媳妇“好福气”。在家里，林秀妹任劳任怨，在影片中唯一一次痛哭流泪也是因为忘记关闭炉灶的开关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火灾，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林秀妹仍然自责不已……

“勤劳”与“节俭”是两个往往并称的传统美德。有时候这种“节俭”甚至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影片一开始，就是林秀妹在病房开药的镜头。随着故事的推进，观众终于发现，原来她开药并不是为了自己治病，而是以一盒12.5元的价格卖给镇上的药贩子。至于所得款项也被用来买了两大桶食用油交给了儿媳妇，还美其名曰“别人送的”。令人唏嘘的是，当她的身体真的出现不适时，却只能从抽屉拿出仅有的一粒不知来自何处的药丸服用。

　　同样令观众感觉恍然大悟的还有林秀妹在夜间对着镜子梳理头发的镜头。在先后出现了三次这样的场景之后，林秀妹终于说出了这样做的原因：“半夜梳头发，可以见到想见的人”。她想见的，包括早逝的丈夫，也包括久疏问候的两个儿子。当她打电话要儿子们回家看看时，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大儿子阿辉表示马上要出车出省，小儿子则忙于下个月的水电工程验收工作。这恐怕已经是如今社会司空见惯的场景。孩子们因为工作原因远居他乡，无法守在父母身边，父母就成了“空巢老人”——传统观念中“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早已不可能实现了。林秀妹为此只能抱怨，“只有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才看得到子女”。其实在影片中承受亲情疏离痛苦的还不只是她一人，她的好姐妹“青娥姑（杨贵媚 饰）”的儿子是海员，常年漂泊在外，一年只能春节回家一趟。

　　就这样，母亲在对儿子的思念中逐渐老去。不仅如此，与她们一起老去的还有整个乡村。纵观《蕃薯浇米》全片，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就是成年男子角色的“缺位”，除了丧事与“妈祖”出巡这样的重大场合之外，成年男子在镜头出现的次数极少。是老人（与妇女），勉强维系着乡村社会的运作。如果考虑到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经说到，“从基层上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蕃薯浇米》所呈现的（闽南）社会的“乡土性”，似乎已经发生了动摇。

　　电影没有答案

　　村里的成年男子都到哪里去了呢？影片没有给出具体的交待，但在临近剧终时特意安排了一个林秀妹眺望远处工业园区烟囱滚滚的镜头。其实，问题的答案，观众与导演一样心知肚明——这是现代城市化的时代车轮。林秀妹的宝贝孙子偶尔回来，却直截了当拒绝了奶奶精心准备的玩具，这样的情节安排就为此添上了一个注脚——“这太幼稚了”。面对孙子手捧平板电脑不肯释手。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的尴尬现实，林秀妹也只能自嘲一样解释“买错了”。祖孙两代人的生活环境，已然出现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年轻一代，如同看不上土里土气的玩具一样，弃乡村生活若敝履。

　　以青娥姑的突然去世为转折点，《蕃薯浇米》的叙事出现了观众轻易可以察觉的变化。如果说，电影的前半部分说的是林秀妹尽力帮助家人和亲友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却往往被忽视；在失去唯一知心好友后，她却选择拒绝变成百无一用的闲人而寂寞地过完余生。70多岁的林秀妹，在青娥姑“鬼魂”的鼓励下，在“神明”的指引下，决心找寻自我的人生价值。费尽周折，她终于成功加入了当地由中青年女性组成的“腰鼓队”。

不过，影片并没有为此安排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令人遗憾的是，林秀妹没能顺利完成“腰鼓队”的公开表演，而是不慎摔倒在地。当然，林秀妹的确在此迈出了重新寻找自我价值的第一步。不过，这一局面的出现，又何尝不是她默认亲情疏离现实的结果——影片中的一个镜头是值得玩味的，林秀妹取出与儿子们年轻时的黑白合影端详片刻，最后毅然决然将其放入了抽屉……

　　在影片的最后，林秀妹睡倒在理发店的座位上，而理发店的外墙上正贴着四个大字——“从头再来”。不过，老去的父母与老去的乡村究竟应该如何自处呢？尽管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曾经说过，艺术是一把锤子，人们应该用它去重塑社会。但在《蕃薯浇米》里，观众似乎看不到答案。